政治可能

前幾天隨著領匯監察的朋友去一個半山上的公屋商場,熟路的帶領者同一個紙紮舖的店主談了起來,傾新業主入場後點加租、加到幾多就唔撈。講到回購,他說:「唏,無可能㗎啦。」

另一個曾參與建制派居民運動的店主,講到回購,同樣話:「政府係做到,就做咗啦。」

昨天的一場訪談上,受訪的朋友說:「明明支持領匯的民意是社會主流,明明大家行過領匯商場買貴嘢嘅機會,大過因為逃犯條例而比人拉,但係大家都係會覺得,回購領匯係無可能㗎啦。」

就連同我一起傾回購海外例子研究的前輩,都說:「其實依家都係回購唔到㗎喇,唔係我哋嗌,就無人嗌咁啫。」

而我一開始想做那個研究,都是因為想不通要怎麼支持這些比起今時今日,遙不可及如一光年以外的,天方夜譚的口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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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有產權在香港固若金湯,絕非一時三刻的事情。香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租借來、再被重新構築出來的地方,自1841年存在就是為了英國的戰略部署而設。它的經濟發展,與它之於中英兩國的政局變幻、連帶香港的利用價值之改變密不可分。可以說,香港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經濟轉型,由19世紀初英國徵地宣佈成立自由港,偏重苦力及貨物轉口業務;到50年代大陸難民湧入與韓戰禁運下,轉型發展製造業;到80-90年代回應改革開放的製造業再遷移,轉型為外資與中資間的中介發展服務業;再到今日回應國際及大陸資本與消費市場需求,進一步發展地產、金融、零售、旅遊等業務 — 由始至終,香港的基層與經歷階級上流的中產,都沒有能力左右過經濟發展的方向,無揸過個舵。

可以說有出過聲的時候,是兩次不無民生怨氣基礎、但主要受中外政治格局主導的政治性罷工/暴動(1925-6以反外國勢力為本的省港大罷工、1967由抗議天星小輪加價、演變成響應文革的六七暴動),中間以一系列戰爭動盪、中共奪權的背景為過渡。前者加強了華人精英與港英合作抗工運、失敗後造成共產黨之於香港勞工的初步失信;而後者除了使傳統左派正式成為過街老鼠之外,也促使英國更積極考慮退場前政治部署,同時為了自身利益(以最低成本解決基層居住危機、提供廉價勞工以發展工業、釋出寮屋木屋區的好地轉售等),進行一系列公共屋村及新市鎮、教育等發展,乘著經濟發展順風,贏得確確實實經歷生活水平上升的香港大眾之支持。

但重點是,香港人基本上在經濟規劃上沒有參與或討論過,反而是精英(以及以精英為模範的社會大眾)一步步被專業及行政機關吸納,成了按長官意志辦事的經濟發展執行師;社區組織精英,一步步被決策力有限的選舉與專業吸納,成了為貧富愈發不公的社會補漏粉飾、為基層去權的角色。兩次金融危機(1999、2003)與靠中國頂住的08國際金融危機後,都沒有出現過什麼對現行經濟制度的普遍質疑。眾多「民生」議題—如向領匯出售公產—被理解成個別官員問責失效、個別政策失效。

反觀政治層面上,由於以中英主權交接為本的「回歸」造成一個備受國際關注的龐大契機,加上八九民運失敗連接全球新一波去共歷史性情感,經濟上鑲嵌於中國經濟轉型對外商機而左右逢源的香港精英,成功有意無意打造了-與基層及中產普羅意識渾然天成地接合的—龐大政治意識:以經濟模式「不變」為前提下的香港人「自治」。

時至今日,舞台上的大壞蛋,就是以黨政及經濟威力干預香港既有文化、政治(與經濟?到底啲人care唔care行緊個商場係咪中資,只要夠潮?)版圖的習近平集團。03年夾雜眾多經濟議題的大遊行,在史書上可謂剩下「反廿三條」的功績;而19年反逃犯條例的運動,正式成為一場單一政治議題的大動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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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是我從中大學生報起,聽了看了太多次無法好好整理,現在也注定是千瘡百孔甚至有所誤解的香港歷史:香港的經濟角色由資本需求與運氣帶來的生產條件改變,主導一次又一次的變革。而香港市民,除了少數權貴,從來都係缺席決策的被動者。

這樣的人們,點可能覺得政府會give shit to 佢哋自己個戰略議程以外的任何訴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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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開恩」政治的缺失是,權力從來都不會因為你求就開恩。香港政治訴求往往由民間個別市民躍升到以「政府」為對象,隨之而來的是集體互相投射的散渙無能。但係有啲嘢一個人等個政府做係無可能㗎。係要一齊迫佢做㗎。

香港的民間政治受重重官僚過程阻隔,缺乏有效政黨引導真正關乎民生的議題,剩下來的中介組織就顯得相對力弱,「回購領匯」的口號,真係領匯㷫著太多地區火頭,才會在上市十年後,連工聯會、民建聯、新民黨都做起動作來了,可是真金白銀以回購挑戰私有產權,還是很遠。

我們有資格,有身位去想像,屬於我們的政經生活嗎?我們想要的是什麼,又要如何得到?為什麼連做都沒有做,就因為現實表面的牢固,而斷定不可能?可能的筋膜脈絡相接穴位,在哪裡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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